2026年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议会发言时，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引用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直言“这一天终于到来”。165年前的一句期盼，如今被写进了法案。5月9日，总统马克龙签字法案生效。
然而，当法兰西开始用行动反省自己过往的“强盗”行径时，另一个雨果笔下的“强盗”——英吉利，以及更多持有“不义之财”的国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卷。
法国的答卷
法国这部新法，核心是打破“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规则。此前，只要文物进入法国国有公共收藏，无论来历如何，都不得出售、赠送或归还。要归还一件文物，必须由议会逐项专项立法。2022年向贝宁归还26件文物，从宣布到交接用了三年多。
新法授予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的权力，审批周期从数年缩短至数月。适用范围限定于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之间，法国以偷盗、抢劫、胁迫或经无权处分人同意而占有的外国文物。理论上，受益方不限于法国前殖民地——只要能证明某件文物落入上述“非法占有”范畴，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此法提出正式外交请求。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等13个国家已提出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全文没有出现“殖民”一词，把问题界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占有”，而非历史意义上的“殖民掠夺”。法国绿党议员苏菲·塔耶-波利安在辩论中惋惜，回避“殖民”表述“可能削弱法律文本包含的历史反思深度”。
这部新法的背后当然不止是道义，更深层的考量是：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正持续收缩，“法属非洲”的时代在谢幕。返还文物既是道德姿态，也是外交的突围——借“去殖民化”的叙事，重塑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将马克龙2017年瓦加杜古演讲，与戴高乐的历史性演讲相对照，能清晰照见法国对非策略的深层转向。1944年，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许诺在“法兰西联邦”框架内给予殖民地更大自治权，核心是维系帝国架构；1958年，他重返布拉柴维尔，以“共同体”愿景争取非洲支持第五共和国宪法，仍是政治主导。近六十年后，马克龙在瓦加杜古面对台下年轻的非洲面孔，承诺的是“五年内创造条件让非洲文化遗产回归”。
三次演讲恰好标记了法非关系的三个时刻：挽留旧殖民、安排新关系、清欠老账本。当法兰西无法再以武力或经济捆绑维持影响时，归还文物便成为一种新的外交语言——用承认历史的过错，来换取未来的关系。
英德的差异
同为欧洲前殖民国家，德国行动得更早、更系统。2022年德国与尼日利亚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归还1130件贝宁青铜器，首批20件同年回归。2025年7月，曼海姆市政委员会表决通过，将收藏的全部29件贝宁青铜器归还尼日利亚。这批文物是1897年英军洗劫贝宁城时被掠夺的，曼海姆在1920年代通过捐赠和购买获得。同一年，德国还向喀麦隆承诺归还女神雕像恩贡索，向纳米比亚归还23件文物。
今年3月，德国联邦政府与16个州达成一致，成立“殖民背景文化财产与人类遗骸归还协调委员会”，作为对接来源国政府的窗口。德国文化部长对外表示，成立这个委员会“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德国认真对待其殖民历史”。
为什么德国走在前面？一个解释是：德国在二战后经历了从纳粹罪责到殖民罪责的持续反思。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打过一个比方——法国总觉得自己是“文明开化者”，而德国战后更彻底地切割了那段历史。这种反思深度直接转化为制度行动。而法国直到2018年马克龙要求研究非洲文物归还问题时，法国官方立场还是“我们保护了这些文物免遭毁坏”，没义务归还。
相比之下，英国人用一种堪称苛刻的法律设计，把大部分压力挡在了门外。
2025年11月，英国实施《慈善法》新条款，允许博物馆基于“道德义务”将文物归还来源国，无需经慈善委员会或法院批准。但文化部同时出台了一个豁免名单，16家国家级机构被排除在外——大英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国家美术馆悉数在列。理由是它们的馆藏受特定法律管辖，“禁止随意转让”。说白了，小博物馆的藏品可以还，大英博物馆不可以。
这个“临时性”排除决定被多家法律机构和行业团体批为“异常使用权力”。英国政府承诺最晚在2027年2月前完成审查，但截至目前，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的官方立场没有任何松动。
然而不可否认，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今年1月，希腊成功从英国追索回6件文物——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阿提卡大理石浮雕和五尊青铜人形雕像。倒不是大英博物馆松了口，而是源于一场诉讼。希腊政府从2006年就开始针对私人持有者追索，打了20年官司并最终胜诉。这个案子告诉所有人：如果文物在私人手里或机构手里，来源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突破英国的“合法盾牌”。
更大的压力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UNESCO政府间委员会第25届会议在巴黎召开。希腊代表团详细陈述了雕塑被非法取走的证据——埃尔金伯爵根本没有获得奥斯曼苏丹的合法许可。土耳其代表当众发言，明确说“没有发现任何允许取走雕塑的法令”，直击英国辩护的核心。埃及、巴西、意大利、塞浦路斯等二十个国家表态支持希腊。英国代表团没有获得任何盟友的公开支持，它的“合法获得”和“现行立法禁止归还”的论调在国际上日渐孤立。
日本的敷衍
日本的姿态，在所有相关国家中显得最缺乏诚意。今年1月，由中国学者编纂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发布，这部近120万字的新书，首次系统梳理并构建起这件文物从被掠夺到现存状态的完整证据链。368份档案与图片，像一块块拼图，首次完整拼出了流失日本的国宝唐鸿胪井碑的前世今生。这座曾经见证大唐盛世的国宝被日军以“战利品”的名义掠走，至今仍被秘密地藏在日本皇宫。碑上仅29字，讲述了公元714年渤海国正式纳入大唐版图的历史，更是当时东北地区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的核心实证。尽管中方多次索还，但截至当前，日方既未承诺归还，也未提出任何替代方案。
日本也不只是沉默，还有一道法律防火墙在起作用。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一旦文物被政府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便禁止出口，且不存在任何“归还来源国”的例外条款。这意味着，只要日本政府想留住一件外国流失文物，只需将其纳入指定名录，法律上便自动锁定。不止于此，日本宫内厅有一套更常用的说辞：当类似藏品被放置于日本皇宫的核心场所时，宫内厅就会以“皇室事务”为由拒绝相关交涉请求，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道“皇室豁免权”屏障。
日本的沉默，在朝鲜半岛文物问题上同样暴露无遗。据韩国文化财厅统计，日本境内现存约6.7万件韩国流失文物，其中相当部分来自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期间的系统性搬离。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时任首相小渊惠三公开承诺“努力解决文物问题”。然而二十八年过去，日本仅以“民间捐赠”形式归还了不到200件。2025年，韩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方归还《朝鲜王室仪轨》原件，日本宫内厅又以“属合法购入”为由拒绝——这批文献正是1910年代朝鲜总督府从王室书库系统移送日本的。
同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曾经的殖民国家，德国设立了国家级协调委员会，承诺全面系统性返还；法国虽然迟缓，终究走到立法这一步。日本却在文物归还问题上走上岔路，对待所有受害国都未认真作答。
美国的缺陷
美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2025年至2026年间，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意大利返还了337件被盗文物——221件由曼哈顿方面缴获，116件由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协同追回。其中包括亚历山大一世的大理石头像（公元1世纪）、赫库兰尼姆的青铜雕塑、埃及玄武岩石雕等。同一时期，曼哈顿方面还向希腊返还了11件文物，向中国返还了流失海外的战国帛书《五行令》和《攻守占》。
这些返还的驱动力是刑事执法。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在国际艺术品市场里的办案能力极强——只要某件文物出现在纽约市场、被调查发现来自非法发掘或盗窃，就能启动跨州跨国追查。
但美国始终缺乏一项针对殖民掠夺文物的中央立法。史密森尼学会等大型博物馆有内部溯源政策，但法律层面没有强制力。今年4月《大屠杀掠夺艺术品追回法》（HEAR Act），取消了2016年原版法规的日落条款，让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后代有更多时间在美国法院追索纳粹掠夺的艺术品。但这部法律针对的是纳粹掠夺，不涉及殖民文物。例如一个英国人1850年从非洲搬回一尊铜像，再卖给美国收藏家的情况仍不在美国法律管辖之内。
回到雨果。他在1861年写下这段话时，法国正值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殖民扩张正大行其道。雨果本人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统治而流亡英吉利海峡中的根西岛——讽刺的是，他同时咒骂了英吉利和法兰西两个“强盗”，而他自己正寄居在其中一个“强盗”的屋檐下。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写下了那段“得罪人的文字”。
165年后，法国终于用立法做出了回答。这个回答不完美——有举证壁垒、有军事文物排除条款、回避了“殖民”二字。但毕竟又向前迈出一步。
文物的归途从不轻松。它是对一个国家“认错的勇气”和“付诸行动的耐心”的双重检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生效已有半个多世纪，文物归还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法律上的“能不能还”，而是道义上的“愿不愿还”。雨果之盼，现在被拿来衡量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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